1807 年 9 月,一艘船停靠在澳门附近。船上有一个二十五岁的英国年轻人,名字叫马礼逊(Robert Morrison)。他带着伦敦传道会的差派,目的地是广州。
当时的中国对外国人的活动有严格限制,传教士不能公开传教,也不能长期居留。马礼逊的身份是东印度公司的翻译,这个身份让他得以留下,也让他一生都在一种尴尬里工作:他必须先是雇员,才是宣教士。
一、先学会说话
马礼逊到广州后做的第一件事,不是讲道,是学中文。他请了两位老师,一位教官话,一位教粤语。为了不被人发现,老师常常带着毒药,准备一旦被查就自尽——这段记载读来令人不安,却是当时真实的处境。
学语言的过程极其枯燥。他每天抄写、背诵、整理词条,把听到的每一句日常用语记在本子上。几年下来,这些本子成了后来《华英字典》的底稿。
这一点常被忽略:马礼逊的宣教,前七年几乎没有「成果」。没有会众,没有教堂,没有受洗的人。有的只是语言、笔记、翻译和一次次被拒绝。
二、翻译一部可以读的圣经
1807 年之后,马礼逊开始翻译圣经。新约在 1813 年完成,旧约由他与米怜(William Milne)合作,1823 年在马六甲出版全本,名为《神天圣书》。
这部译本的文字并不优美,有些地方甚至生硬。但它做了一件关键的事:让中文世界第一次可以完整地读到新旧约。此后的麦都思、郭实腊、裨治文等译本,都在这条路上继续修正。
与翻译同时进行的,是文字事工。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,培养本地与东南亚的华语工人;他编写《华英字典》,三大卷,收录数万词条,成为此后半个世纪西方人学中文的必备工具。
文字工作的回报很慢,但它会一直留在那里。
三、他带了几个人信主
这个问题很残酷,但必须问。马礼逊在中国二十七年,直接带领受洗的人极少,其中最著名的是蔡高与梁发。梁发后来成为第一位华人牧师,也写了流传甚广的布道小册。
如果按「归信人数」评估,马礼逊的事奉几乎可以算失败。但他留下的东西——圣经译本、字典、学校、印刷所、本地同工——成了后来所有在华宣教工作的基础设施。
戴德生 1854 年抵达上海时,距离马礼逊来华已经四十七年。他面对的中国,仍然对外封闭,仍然只有极少数信徒。但道路已经被走过一遍,语言已经被整理出来,圣经已经可以读。
四、给今天的三点提醒
- 语言是门槛,也是诚意。不愿花时间学当地人语言的宣教,很难真正进入对方的世界。这一点在跨文化城市宣教中同样成立。
- 基础工作值得做。翻译、字典、教材、印刷,这些事不出现在差传报告的头版,却决定了后面几十年的可能性。
- 不要用短期数字判断长期价值。马礼逊一生没有看到中国教会的复兴,但他埋下的种子,在下一代人身上发芽。
我们行善,不可丧志;若不灰心,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
宣教的账本,从来不是按季度结算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