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9 年,一本没有插图、没有导读、只有密密麻麻铅字的书在上海出版。它的名字很朴素:《官话和合译本》。后来的人叫它「和合本」。

一百多年过去,它仍然是华人教会最常用的译本。很多信徒第一次背的经文、第一次祷告用的词、第一次在葬礼上听到的句子,都来自它。

一、一个大会的决定

1890 年,来自多个差会的宣教士在上海开会。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:翻译一部统一的中文圣经,让不同宗派的信徒用同一个版本。

这个决定在当时并不容易。各个差会已有自己的译本,用词不同,神学术语也不同。要统一,意味着有人必须放弃自己习惯的说法。

大会决定同时进行三个版本:深文理(文言,给读书人)、浅文理(浅近文言)、官话(白话,给普通读者)。前两个版本后来逐渐被淘汰,官话本却活了下来。

这个结果有点讽刺:原本被视为「给普通人看的次等版本」,成了流传最广的经典。

二、译者的取舍

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团队由多位宣教士组成,其中狄考文(Calvin Mateer)与富善(Chauncey Goodrich)承担了主要的组织与审校工作。他们都不是语言天才,但都愿意在一件事上耗几十年。

他们的工作方式很笨:逐节讨论,逐字推敲,遇到分歧就投票,票数相同就再讨论。有些经文的译法争论了好几年。

最难的,是神学术语的翻译。比如「baptism」译成「洗礼」还是「浸礼」?前者偏向点水礼,后者偏向浸水礼。最终官话本用了「洗礼」,这让浸信会很不满,后来他们自己另译了版本。

又如「God」,是用「神」还是「上帝」?这个问题争了一百年,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在书页边缘印上另一个词,让读者自己选。

这些争论今天看起来琐碎,但它们决定了后来几代华人基督徒怎么说话。

三、它塑造了我们的词汇表

和合本的影响力,远超过一本宗教书籍。它创造或固定了大量中文词汇的用法。

  • 「恩典」「称义」「重生」「悔改」「肢体」「牧养」——这些词的现代用法,很大程度上由它确定。
  • 「以马内利」「哈利路亚」「阿们」——这些音译词进入了日常汉语。
  • 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,是我路上的光」——这类句式成为中文基督教文学的基本调子。

有一种说法:现代汉语的节奏感,一部分来自白话文运动,另一部分来自和合本与诗歌。这个说法未必严谨,但它点出了一个事实:译本不只是传递内容,它也塑造语言。

四、修订与争议

和合本出版后,修订的声音一直没有停过。原因很实际:语言在变,考古与抄本研究在进步,有些译法已经过时。

2010 年,和合本修订版新约出版;2014 年,全本问世。修订的原则是「尽量少改」,保留原来的语感,只修正明显的错误与过时的用词。

但修订永远会引发争议。有人觉得改得不够,有人觉得改得太多。一位参与修订的学者说:「我们不是在造一本新圣经,我们是在修一栋老房子。你不能把房子拆了,但也不能假装墙没有裂。」

草必枯干,花必凋残,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
以赛亚书 40:8

译本会老去,神的话不会。这大概就是翻译工作最谦卑的地方:你知道自己做的版本终将被取代,但你还是把它做好。